反对腐败、建设廉洁政治，保持党的肌体健康，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。百余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，坚持反腐倡廉，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廉洁纪律建设之路，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。
我们党成立之初，就旗帜鲜明反对腐败，如果违反就要被坚决清除出党的队伍。
北伐战争期间，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，党内一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。为此，1926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——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》，要求对党员进行审查，混入革命队伍投机的腐败分子一经发现，务必“洗刷出党”。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，非常注重廉洁纪律建设，严惩腐败分子。1932年5月，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公审，判处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死刑，打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腐败的第一枪。
1933年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《红色中华》报发表了毛泽东、项英关于反腐败的训令和指示，要求惩处党内人员贪污公款、浪费公款等腐败行为。
1933年12月15日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训令。
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，中央机关贪污分子、包庇贪污和官僚主义者被法庭制裁、受到各种处分的就有46人。
从中央苏区转移到延安后，党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、耍私情的工作人员，不论职务多高、功劳多大、党龄多长，都“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”。
陕甘宁边区一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3050元，被依法处以死刑。《解放日报》发文称：“在‘廉洁政治’的地面上，不容许有一个‘肖玉璧’式的莠草生长！有了，就拔掉它！”
改革开放后，邓小平深刻指出，对于腐败和犯罪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，“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‘改变面貌’的问题”。
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，中央纪委以打击走私、套汇、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，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和特权现象，查处成克杰、胡长清等大案要案，有力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，严肃查处一大批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再次宣示反腐倡廉的立场、决心，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。
“上医治未病”，廉洁教育的意义在于惩戒于已然、防患于未然。
早在土地革命时期，中央苏区政府就非常注重通过培训、学习检讨、揭批审判等方式对党员进行廉洁教育。
1932年反映苏区反贪污反浪费的漫画。
当时创办的《红色中华》等报刊，以“红板”专栏刊登奉公廉洁的优秀党员和先进事迹，并以“反贪污浪费”专栏批评贪污、腐败和浪费等现象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的廉洁纪律建设面临新的考验。面对权力和诱惑，部分党员干部逐渐走向腐化堕落。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、张子善贪污案。
刘张二人以功臣自居，经不住诱惑，滑入了腐化享乐的泥潭。为了警示教育党员领导干部，1952年2月，河北省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刘张二人死刑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。
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，廉洁纪律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加强警示教育，让广大党员、干部受警醒、明底线、知敬畏。全党上下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，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100多年来，我们党注重通过完善法规制度，为推动廉洁纪律建设夯实根基。
党的一大制定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指出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、活动和政策，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。二大党章也指出：“本党一切经费收支，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。”1923年4月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颁布《经济委员会简章》，规定一切经济出入和账簿经由审查部审查，并公开账本接受俱乐部人员监督。
进入土地革命时期，中央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制度反腐。1933年12月，中央苏区发布《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——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，这是党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反腐法令，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法规基础。
延安时期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多部关于惩治腐败、保证干部清廉的制度法规。1938年8月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《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》，规定了以贪污论罪的10种行为和4个处罚量刑标准。其中将克扣截留财物、挪用公款、虚报账目、浪费公物等均列为贪污犯罪行为；对贪污数目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，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此后，又陆续颁布《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（草案）》《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》《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》等，为加强廉洁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。
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修订、出台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，颁布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，逐步构建起内容科学、程序严密、配套完备、运行有效的法规制度体系。